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启动20天，就让人感觉到很多新变化。12月8日，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集中通报了第二批典型案例，一共5个。
 
　　这5个典型案例分别是：福建省泉州一些县(市)违法违规开采矿山问题突出，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卫辉违规挖砂采石 破坏生态环境和文物遗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甘肃省甘南州生态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无序采砂问题突出，青海省一些地方小水电开发生态保护不力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
 
　　相比第一轮和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第三轮督察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一个就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经越来越不像“环保”督察了。
 
　　1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越来越不像“环保”督察了
 
　　第三轮第二批典型案例，光是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5个典型案例全部都与“生态”有关。矿山开采、挖沙采石、无序采砂、小水电开发、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典型案例的选择似乎与之前的第一、第二轮不太一样。与污染排放直接有关的少了，但是与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容量”有关的则多了。
 
　　再看看12月1日通报的第三轮第一批典型案例，也是如此。海洋保护、违规取水、盐湖开发、挖湖造景、红树林保护……也是多和生态有关，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则显得比较远。
 
　　再看看第二轮时的督察，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例，当时通报的第一批案例，很多都是关于治污不力、违法排污、污水收集、环境污染的。
 
　　对比发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关注点，已经明显从“排污类”，转移到了“生态类”。
 
　　如果说典型案例的选择只是信号之一，那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信息”中，也能看出类似的变化。在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督边改信息公开情况表中，“污染类型”一栏已经变成了“问题类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督察组接到的群众举报件中，有很多都是诸如侵占耕地、违规采矿、建设项目手续等问题，这些举报内容已经很难用“污染”来形容了。《中国环境报》也表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内涵外延不断扩大，群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角度也在发生变化，认识不断深化。环境污染不再是大家单一关注的问题，自然生态、制度建设等问题同样引发群众的重视。
 
　　因此，从“污染类型”到“问题类型”的变化，更符合如今信访举报件的多样性内容，更利于对举报件进行精准核查、科学整改。
 
　　2 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7人，第三轮督察力度依旧
 
　　虽然关注重点跟第二轮督察时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力度依旧没有改变。两周之内，督察组就集中通报了两批典型案例，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利剑作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协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督察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等，敢于顶住压力，敢于动真碰硬，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典型案例通报后，各地方也迅速行动起来，边督边改，积极整改。
 
　　以福建为例，漳州漳浦县接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信访件，投诉漳浦县绥安镇润璟金座小区一期、二期之间的市政公园水体发臭发黑后。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多措并举解决问题。经对润璟金座小区居民进行走访，居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在海南，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后，海南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小明也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冯飞指出，要及时整改，能马上改的立即改。刘小明表示，要举一反三，加强管理，落实责任，完善制度，确保认识到位，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2月4日晚，各督察组就已累计向被督察地方转办4273件群众举报，约谈党政领导干部43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7人。
 
　　总的来看，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关注重点变了，但力度依旧。
 
　　3 关注生态市场，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变化，其实与环保产业的变化反应了同一个趋势——环保工作正在不断“深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从关注“排污”到关注“生态”，是因为随着前两轮督察的完成，以前那种非常初级、简单粗暴的排污类问题越来越少了，而涉及到环境容量、更深层次的生态问题则渐渐凸显了出来。
 
　　环保产业也是一样，随着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大规模建设完成，最近几年环保业内讨论最多的就是传统市场“见顶”，如何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环保企业跟随政策指挥棒，多关注生态问题，为之提供解决方案，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策导向型产业，政府的关注点在哪里，往往就意味着环保资金投向哪里，环保政策向哪里倾斜，哪里就是商机所在。
 
　　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关注点，又是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挥棒”，占比非常大的权重，往往具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而且，仅就“钱景”来看，生态市场也比污染治理市场要大得多。
 
　　2022年11月的时候，财政部曾经在14天内连发11个通知，密集下达了2023年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农村环境整治等多项生态环保相关资金预算，总额达到了2460.42亿元。
 
　　当时，“环保圈”就发现，各项资金中，生态保护修复类资金预算的体量最大，其中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883.84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314.6亿，以及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310亿，总和达到了1508.44亿，占比61.31%。
 
　　前不久，“环保圈”也曾报道过由国家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三部门联合推进，累计开展5000多个子项目，已完成投资2600多亿元的国家级生态环境大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简称“山水工程”。
 
　　总之，末端治理，污染物越治越少，更像是一个存量市场，空气净化器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源头扩绿，增加的则是环境容量，这方面潜力是无限的，市场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这里所指的生态、扩绿，不仅仅是狭义的植树造林、矿山修复等，还包括再生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所有符合循环经济理念，有助于增加环境容量的事情。
 
　　这就要求，环保企业也要跳出末端治理的藩篱，关注生态，与时俱进，找到传统业务与“增加环境容量”的连接点，比如再生水。只有这样才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原文有删改)